我的「台灣經驗」
台灣我只去過一次，那是在一九八四年夏矢。我坐下午的班機從東京飛往台北，抵達在台北火車站後邊的中級旅店時，天已昏黑。接待處的幾個年輕人聽了我帶有日本口音的中國話，不出聲地笑了一會兒。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到樓下去吃早餐。旅店的咖啡廳雖然差不多坐滿了人，卻很安靜。我邊吃油膩的煎雞蛋，邊往四周看。除了我之外，幾乎全是一對一對的男女。再仔細看，男的都是中年以上的日本人，女的則是看來大概才十六、七歲的台灣姑娘。
顯然是嫖客和妓女。他們一起過了夜，正在一起吃早餐；可是語言不通，沒法說話，於是一個個像死人般地沉默，整個咖啡廳就那麼安安靜靜。
日本男人去台灣嫖妓，我早就聽說了，也看過台灣作家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莎喲娜啦•再見》。但是，我親眼看見咖啡廳的這種情景，倒是頭一次。我在台北的幾天，心情一直不很好。後來再也沒去了，這跟那天早上安安靜靜的咖啡廳大有關係。
台灣女教授的言外之意
安安靜靜的咖啡廳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它象徵過去一百年的日台關係。甲午戰爭後，日本占領台灣五十年之久，無疑是對當地民族文化的凌辱。二次大戰後，兩者之間的關係有了變化，然而在人民和人民之間，日本人仍然是嫖客，台灣人仍然是妓女。兩者之間沒有平等關係，當然不能有正常溝通。於是，那天早上的咖啡廳就是那麼安安靜靜。
雖然我只去過一次台灣，但在海外認識的台灣人卻不少。前幾年有一位在加拿大一所大學教日文的台灣女教授跟我說過：「台灣人跟韓國人不一樣，我們不恨日本人。當戰後日軍撤退的時候，連一個日本人都沒有被台灣人打死。我們把日本人好好地送走了。」她用流利的日語只說了那麼多。可是聽著，我也深深明白她的言外之意：「我們台灣人以禮待人。日本人為甚麼不能以禮還禮呢？」我腦子裡忽然出現那天早上台北的那個安安靜靜的咖啡廳，使我一時不知道該說甚麼好。
司馬遼太郎的紀行
令我回想起這些「台灣經驗」的是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從一九九三年七月起在《週刊朝日》雜誌上連載的《台灣紀行》。不是因為他寫台灣妓女或日本過去的罪過；恰恰相反，是因為他沒談到這些。（我剛看完了十月十五號的文章，寫的是「果子狸」。我等了三個半月，估計他不會寫日台之間這方面的舊事了）
日本的大眾媒體一向對台灣不大關心。名作家在大雜誌上幾個月連載關於台灣的文章，對日本讀者來說本來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加上作者司馬遼太郎對中國古代歷史有深厚的理解（他自取的筆名是「司馬」），曾寫過一系列取材於中國古代歷史的小說；不少日本人知道劉邦、項羽等人的故事，都是因為看了他的文章。
當然，歷史小說跟紀行又不同，紀行寫的是當代人在當代的故事。司馬先生在《週朝》連載紀行，早在一九七一年就開始。他除了日本各地，還到過韓國、蒙古、愛爾蘭、中國大陸、美國等國家。外國他跑過不少，可是一個日本老作家的台灣之行，跟他去愛爾蘭、美國不可能是同一回事。比如說，台灣的李登輝總統跟司馬先生是日本帝國陸軍預備役士官教育班的同期學生。
李登輝的答問
司馬先生在台北坐計程車到總統府去。見面時，除了一些共同朋友以外，並沒有政府官員在座。雖然之前兩人未曾見過面，但作為同期的同學，兩人可以平起平坐，用的是﹁像日本戰前的中學生般的﹂日語，完全沒有一般外國記者訪問國家元首時的既嚴肅又緊張的氣氛。
司馬先生很輕鬆自如地向李總統提出一些大膽的問題。例如，他認為日本民族向來注重公家的利益，卻輕視私人利益；中華民族正相反，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一盤散沙」。看台北街頭，又繁榮又很亂，明顯缺乏秩序，在台灣資本主義向更上一層樓發展時，是否應該趕快強調「公家精神」？
李總統的回答出乎司馬先生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李總統「帶著透明的笑容」回答道：「司馬先生，我在二十二歲以前是個日本人。從小學開始一直聽老師講日本人如何如何地好。長大了以後去日本，知道了日本人也有各種各樣的。但是，二十二歲以前受的教育，我並沒有忘記。」
比無言更寂靜的沉默
看到這兒，我在幾千里之外的加拿大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因為我又想起了那間安安靜靜的咖啡廳，也想起了那位女教授的言外之意。李總統無非在運用高級修辭，帶著微笑，用平靜的語言，很尖銳地批評日本人不顧自己的行為，愛給別人說教的作風。
司馬先生也吃了一驚，反省自己缺乏禮節。他接著寫道：﹁聽李登輝先生那麼說，再看他的面容，確實彷彿日本人理想的人格。﹂他尊敬李總統為人是毫無疑問的，看他寫的《台灣紀行》的讀者也同樣會產生好感。不過，李總統優秀的人格為甚麼不是「台灣人的理想」而是﹁日本人的理想﹂呢？想著想著，我似乎聽到了比無言更寂靜的沉默。
也許，我是神經過敏。畢竟，聽李總統說話的不是我，是司馬遼太郎。再說，他們是大日本帝國陸軍預備役士官教育班的同期學生。儘管如此，有一點我相信：在台北，司馬先生住的肯定是高級飯店，早上在咖啡廳沒有我見過的那種沉默的一對一對的男女。
摘自《台灣為何教我哭？》內容
留言列表
